穿越高墙的连线
媒体报道
429
2022-09-15

来源:2022-09-15 新京报  穿越高墙的连线


今年暑假期间,6岁的小正和家人齐坐在卧室里,与福州监狱内的爸爸完成了一场30分钟的视频连线。屏幕这头,小正怯怯地说,“爸爸你变胖了。”一家人听后都笑了。

 

两年多前,小正的父亲因经济犯罪被判入狱,服刑3年零3个月。很快,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下称“红苹果公益”)联系到他们,志愿者入户走访陪伴,解决资金帮扶问题,还促成了多次“穿越高墙”的视频连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与发展项”项目组在2018年11月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限制人身自由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进行有效的救助和保护,不仅能改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减少“二代犯罪”,还有助于限制人身自由人员的教育和改造。

 

重走上一代的歧路,是让监狱民警经常感到遗憾的事。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林敏明从2012年起,在福建开始了一项尝试——成立社会组织“红苹果公益”,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教育、心理、法律等层面的援助,为服刑人员的家庭搭建高墙内外情感联络的桥梁。目前,这一项目已在福建省实现在押服刑人员困难家庭的全覆盖。

 

更令林敏明骄傲的是,协会成立至今,在册帮扶的3473个未成年人当中,没有一人出现辍学或犯罪的现象,帮扶后出狱的540多个服刑人员没有一人再犯罪。

 

1663298599159783.jpg 

今年暑假期间,在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参与亲情拓展营的家庭通过平板电脑与监狱内的亲人视频连线。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躲起来”

 

今年暑假,看到几个穿着统一的陌生人迈进家门,小正迅速钻进桌底。面对志愿者的劝哄,小正躲避视线、一言不发,甚至怒目蹙眉以示敌意。

 

福建的夏日炎热漫长,这一天,福州的最高温达到43℃,村里路上几乎很难见到行人,但志愿者们到达小正家门口时,还是引来了邻居的关注。

 

小正的爷爷在外开卤味店12年,后来回村做了十多年村支书,虽有哮喘但十分干练。见小正又缩进桌底,爷爷上前一把拽住小正的胳膊将他拖出,要他和志愿者打招呼,小正横在地上,急于挣脱。

 

爷爷至今不愿接受儿子经济犯罪获刑的事实。他曾在能力范围内聘请律师,但三年前判决书下达后,还是一怒之下把判决书撕得粉碎。小正的父亲入狱后,不具有法律婚姻关系的小正妈妈便离开了家,小正同父异母的姐姐今年高中毕业后和爷爷一起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小正有超出6岁孩子的敏感,被人注视会马上发觉。随队的专业心理老师叶德琴第一个上前,安抚小正脱离了桌底,坐进长椅的角落里。小正告诉叶德琴一个秘密:他曾经梦到过警察到家里抓爸爸和自己,吓得他躲进卧室死死关上门。

 

叶德琴说,孩子还不能判断爸爸被抓的原因,但他会因此产生强烈的恐惧和逃避,“显然家庭目前不完全具备疏导保护的作用,需要大家与家长建立沟通并定期跟踪,帮助小正正确认识爸爸入狱这件事。”

 

“爸爸犯罪了”不仅对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理解和消化的事情,对他们生活的圈子而言也是如此。

 

林敏明与同事入村探访一名服刑人员的子女时,曾被村民质问:“去这家干吗呀?孩子的妈妈杀人啦!你们可以帮其他小孩啊。”甚至辗转抵达后,孩子的爷爷也坚决否认自己家里有人犯罪,并把他们赶出了门。

 

害怕老家邻居的闲言碎语影响孩子,宁宁的家人带着孩子们从福清乡下老家搬去了城区。

 

爷爷、奶奶、姑姑、宁宁和表弟5个人,租住在周边新楼盘林立的两间平房里,每月房租600元,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了花生、红薯,还养着鸭子,超市卖剩不要的面条摊开晾在门前,作为鸭子的主要干粮。今年10岁的宁宁从出生就没见过爸爸,至今活在“爸爸在外面打工赚钱”的故事中。姑姑不知道怎么告诉宁宁真相。

 

1663298660403002.png

宁宁的爷爷奶奶将家旁边的一处荒地开垦出来,种上花生、红薯和各类蔬菜。而菜地旁边,则是几栋独栋别墅。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面临着亲情匮乏、教育贫瘠、社会歧视等诸多问题。

 

黄炜是福建省永安监狱教育科科长,也是永安监狱教育援助中心的负责人。作为“红苹果公益”的老志愿者,他至今仍记得,20年前,一个罪犯进入他所供职的监区服刑,服刑人员有两个未成年儿子在外无人照料,当父亲终于刑满释放时,其中一个孩子却一脚迈进了父亲服刑过的监区。

 

司法部200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在监狱服刑的156万在押犯中,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辍学率为13.1%,父母入狱后辍学率大幅攀升;94.8%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同时,未成年子女犯罪率远远高于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

 

面对这些问题,大多数家庭显得无能为力。福建省相关部门今年发布了一项针对全省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七成罪犯入狱前家庭年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下,入狱后,其家庭平均收入为3000元以下的上升到70.59%,而3000元至6000元平均收入的家庭下降到20.47%。

 

躲起来,是很多孩子和家庭无奈的选择。

 

1663298742714508.jpg 

宁宁奶奶在平房前晾晒超市不要的碎面条,给鸭子做饲料。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比“隔窗”更近

 

14岁的婷婷与弟弟、妈妈一起站在大屏幕前,两个孩子在主持人引导下生涩地与镜头里身穿灰色囚服、剃着平头的爸爸打招呼。主持人问觉得爸爸有变化吗?略显成熟的弟弟说,“好像老了很多。”音响中传来哽咽的声音——疫情发生后,一家人已经三年多未见了。

 

时隔8个月,因疫情一再推迟的第28期“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7月底于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举办。

 

四天时间,10个家庭在这里参与了破冰运动、亲子交流、生日联欢、急救培训体验、家庭问题课堂等活动。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此次活动的19个孩子还与他们正在福建省宁德监狱、龙岩监狱、永安监狱服刑的爸爸“云见面”。

 

“红苹果公益”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可以帮助服刑人员与其家庭实现高墙内外情感交流,并提供针对性帮扶的社会组织。疫情前,不同于监狱例行的每月一次玻璃窗外家属见面,“红苹果公益”的亲情拓展营见面会,会安排服刑人员与子女参与台上互动、协作游戏、台下交流等多个环节。

 

截至目前,协会已组织亲情拓展营线下见面会18期,314个家庭1280人参与活动。疫情以来,已组织云视频活动11期,63个家庭334人实现了“云见面”和情感联络。

 

创始人林敏明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一级警长,在这个教官岗位已经工作了20余年。2009年起,他以个人名义参与了乡村贫困儿童帮扶。

 

10年前,在与多名基层监狱民警交流后,林敏明决定牵头成立“红苹果公益”,专门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心理、法律援助,帮助孩子健全身心,用高墙内外的亲情连接,唤起服刑人员回归家庭和社会的渴望,创新监狱监管改造思路。从自掏腰包、发动身边同事亲友参与,到参加各类公益培训讲座,林敏明和他的“红苹果公益”逐渐走向专业。

 

2014年6月,“红苹果公益”正式以“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的名字在省民政厅注册成立。司法系统的监狱民警、戒毒警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截至目前,志愿者已超1800名,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30000多人次。越来越多的监狱与“红苹果公益”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狱内直接获得家庭帮扶诉求和具体信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帮助。

 

福建省某监狱监狱长曾评价,就服刑者日常管理而言,“约谈100次的效果,可能不如让他参加一次‘红苹果公益’的亲情拓展营”。而对于孩子来说,亲人入狱带来的自我否定和环境伤害,也可在活动中得到抚慰和修补。

 

多年前在泉州监狱的一次亲情拓展营活动上,协作游戏要求3-6岁孩子的爸爸背着孩子蒙眼过障碍。游戏接近尾声,一个15岁孩子的父亲举手希翼能被允许参与,父子俩站在一起时,儿子的个头儿已经超过了爸爸。“孩子3岁时我入狱,12年了,大家没见过面。”那次活动后,这个父亲在监狱内更加积极表现,已经由死缓改为无期,“为了孩子我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进入监狱后,罪犯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丧失,家庭是他们唯一的兜底。”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心理矫治工作教研部负责人陈良亚认为,“穿墙引线”实际上就是监狱教育中“亲情帮教”的放大版和现场版,用亲情的力量引导罪犯在人生最低谷中实现情感升华、认知改变,从而引发行动。

 

1663298813819984.png 

家属与监狱内的亲人通过大屏幕互动。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不止于见面

 

7月底的这次见面会上,还同步进行了一组用于亲子鉴定的现场采血。

 

龙岩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事实婚姻育有5个孩子,因父亲入狱无法办理户口登记,扶贫政策落实、孩子未来的教育都成问题。“红苹果公益”联合福建省龙岩监狱、福建省正中司法鉴定所,现场为这5个孩子采血进行亲子鉴定。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消除服刑人员改造中的后顾之忧,还能赢得更多服刑人员家属对监狱工作的理解和支撑,再通过亲情帮教等方式配合监狱做好工作。”林敏明说。

 

“黑户”在服刑人员家庭中并不少见。有的是因为羁押没来得及登记,有的是因为超生,再加上服刑人员子女的落户更加繁琐,曾有服刑人员家里老人跑了12次户籍管理部门都没落户成功,很多家庭索性直接放弃落户。“红苹果公益”成立至今,已协助50多个孩子解决了“黑户”问题。

 

由于机会有限,服刑人员家庭不能重复参加亲情拓展营,保持效果延续巩固,需要更全面的个案追踪和帮扶。

 

“红苹果公益”创立之初,毫无经验的林敏明只是通过自己和好友自掏腰包的方式,为孩子们提供经济上的资助,但随着与受助者接触和对公益领域常识的学习,林敏明发现孩子们还面临落户、入学、低保救助申请、心理抚慰支撑、接受普法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而这些仅靠个人能力并不能解决。

 

陈良亚从初期就参与到“红苹果公益”的志愿服务中,为基层心理帮扶提供专业支撑。她往往会给受助者家长、老师、地方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拉一个群,提醒孩子不同阶段的注意事项,并为成年人提供心理支撑,“爱是要持续的,但人也会疲惫”。

 

为此,“红苹果公益”成立了一个专家引导委员会,细分为心理帮扶组、社会工作组和法律援助组。同时,他们的日常工作还包括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准备重大节日礼物、联络职业教育培训机会、购买大病医保、提供游学训练营机会、联络学校提供公益画室;为家长提供亲子教育课程、联系助农电商提供就业机会等,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经过几年摸索,“红苹果公益”已经形成了“监狱+司法+教育+社会组织+民政”五位一体的运作模式。监狱系统在经过培训以后可以实现自运行;教育方面,可利用基层的教师志愿者群体,解决孩子无人陪伴的问题;司法方面,可以发挥协调作用,比如帮助孩子解决户口问题、帮助服刑人员解决就业问题等;民政方面,主要发挥兜底作用,保障基本权利。 

 

1663298862421403.jpg 

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为“红苹果公益”提供的办公场所。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穿墙”的秘诀

 

社会组织想要“穿越高墙”,壁垒比想象中更厚,因此,“红苹果公益”能实现监狱内外如此充分的联动,已是十分难得。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创始人林敏明职业身份的加持。身为监狱人民警察和民警教官,他与全省的监狱民警有充分的沟通渠道,公益经验丰富且充满热情,由他来打破这层壁垒再合适不过,但无法奢求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同样特殊的“林敏明”出现。

 

事实上,“红苹果公益”的充分实践,让省级层面看到了这一模式的效果,“红苹果公益”也因此获得了更多支撑。

 

“红苹果公益”在省民政厅注册成立后,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大力支撑,提供了部分经费和办公活动场地等。

 

2016年11月,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下发了一个支撑性红头文件,倡议全省各个监狱成立教育援助中心。很快,福建多个监狱设立了“红苹果公益”的分支机构,“红苹果公益”的亲情拓展营也成了监狱系统罪犯教育社会帮教活动之一。

 

2015年底开始,陈振生便在漳州监狱教育科负责“红苹果公益”相关工作。这期间,尽管职责仅在高墙以内,但陈振生与服刑人员子女谈心,与学校等沟通挽回被解雇学生的考试机会,还跨越两省联动多部门,协助一个孩子解决了“黑户”问题。

 

现在,“红苹果公益”在福建省监狱系统全面铺开,各监狱均设置分支机构,像陈振生这样参与志愿服务的监狱民警还有很多。

 

“在“红苹果公益’开展活动这些年,大家能看到它在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民警教育和服刑人员子女援助方面均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总队长林革十分认可这一模式。

 

今年,福建省司法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服刑在押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保护工作。文件中明确提出,福建省司法厅依托省教育援助协会(“红苹果公益”)建立全省服刑在押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信息收集平台,逐人逐户建档立卡。“红苹果公益”正在开展的“穿墙引线”“梦想画室”“亲职教育”等项目也被写入文件。

 

 

出狱之后

 

“大多数服刑人员出狱后,孩子可以接纳家长,但是家长难以融入社会,反过来会影响孩子。”林敏明说。

 

因此,“红苹果公益”设置了一年的缓冲期,其间继续为服刑人员家庭提供所需的资助帮扶。缓冲期结束后,协会还将进行回访评估,决定是否继续资助。 目前,协会也正在策划随机回访100名服刑出狱人员的活动。

 

“授之于渔”从而摆脱困境避免再次返贫,是“红苹果公益”的重要目标。2018年假释出狱的小张,在协会的帮助下探索出了一条种茶制茶的创业路。“红苹果公益”帮助小张对茶叶品牌进行了宣传推广,制作了H5宣传页,还纳入慈善日义卖活动中。“我正在和妻子一起做茶叶,会有茶商定期来收购大家的茶叶,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小张说。

 

据统计,协会成立至今在册帮扶3473个未成年人,没有一人辍学或犯罪,帮扶后出狱的540多个服刑人员没有一人再犯罪。这样的成绩使林敏明更希翼将探索10年的经验进一步推广。

 

“由于路途所限,大家对在福建省监狱服刑的外省人员的子女帮扶有限,而一些在外省服刑的福建人,其个人及子女的信息大家也无法获得。如果能把大家的模式复制推广到其他省份,将有更多孩子受益。”林敏明说。

 

事实上,对于服刑在押等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问题,国家层面早有关注。2019年6月18日,《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印发,首次明确将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实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人员的子女纳入保障范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英辉认为,未成年人的利益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担起更多职责,“特别是刑事诉讼,检察机关是可以全程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唯一机关,在这类特殊未成年人的关爱工作上有很大的空间。”

 

他建议,通畅检察机关内部衔接,在办理成年人案件时,首先要了解涉案人是否有未成年人子女,监护状况如何;其次,要与其他司法机关街接,从羁押开始就要了解被羁押人员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及监护状况,要建立体系和机制;还要和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建立街接机制。

 

谈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仍面临的难处,参与志愿服务多年的陈良亚表示,相比其他公益项目,这一项目的资金筹集更加困难。很多人仍难以将触犯法律的家长和孩子分开来看,也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在实现二次犯罪阻断和二代犯罪阻断上,可以产生的作用有多大。

 

事实上,潜移默化的效果正在显现。

 

“穿墙引线”项目中有一个活动叫“会飞的本子”,亲子通过书写画画交流感情。在一个已经被填满的本子上,小朋友描出一个手掌,并在一旁写道:“爸爸,这是我的手,你看是不是长大了一些,我会听老师和妈妈的话,做一个爱劳动的孩子。”

 

下一页,爸爸也描了自己的掌型,五指露在本子外面,手掌一旁写道:“儿子,这是爸爸的手,你的手都快跟爸爸一样大了。我也会跟你一样努力,争取早一点回家,到时候大家比比谁的手更大。”

 

 


平台动画 产品招募